李嘉诚和他的时代[2]
1992年后,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,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,而不是企业。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,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房地产的神话。这位超人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,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,他最终发现,在北京,商业是第二位的。这一认识的代价是,不仅使得原来的计划 大打折扣,同时在余下的商业利益上也要做出让步。民众们也无法同情他,他像一个孤独的异类。 字串2
对于内地的市场环境,亲身领教的李嘉诚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,内地要发展,必须舍弃一些传统的,死硬的做法,“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,哪些是不可以做的。”这也是他在1998年对香港投资环境感到失望的重要原因。对强大力量政府的担心,促使他在80年代中后期增加海外投资,虽然他没有将公司迁册海外。在这种情况下,自认为成功与特权无关的李嘉诚终于更深地卷入了权力的关系之中,收购香港电讯即是明证。 字串1
李嘉诚已在权力之中。风险更大,发展更不确定。而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 化的渗透已到了与大陆传统文化短兵相接阶段。李嘉诚在大陆发展的差强人意只是序幕中的一场而已。 字串9
李嘉诚如何作为?“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,他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,一个综合的结果,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……”李嘉诚这么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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